yy易游体育网页版下载：一个普通人为无障碍设施做的小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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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年，辞掉重庆的工作后，崔雅梦回到家乡青岛，在距爸妈家五分钟车程的小区内买了一套复式公寓，上下两层，一共两个房间。崔雅梦独居，装修时便想好，要将一楼打造成方便残障人士居住的无障碍空间。
在崔雅梦看来，一个无障碍友好的空间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：行动不便的人，能靠自己通过。“至少房间的门框足够轮椅通过，地面是平整的，没有台阶。”
装修的第一步是买坡度板。崔雅梦公寓门口处台阶的高度不过3厘米，但对使用轮椅的人来说，仍然是挑战。
然后是厨房——乍看之下，它没什么特别的，只是台面有些低。装修时，崔雅梦特意将厨房的台面高度设计为80厘米，以便轮友使用。
接着是卫生间。电动马桶两侧延伸出两根橙色扶手，一旁的淋浴器设置了两个喷头，一高一低悬挂着，每个喷头侧边都带有一键止水的按钮。亮白色的洗手盆下空无一物——那是为轮友设计的容膝空间。之前洗手盆买来后，长期被闲置，直到崔雅梦的一位残障朋友住进来，她才根据对方轮椅的高度（又留出一些活动高度）安装好洗手盆。“我们的祖国其实有《无障碍设计规范》（2012年），问题就在于现在轮椅的（尺寸）设计也在调整中。”
崔雅梦最得意的，是梳妆镜的设计。与一般镜子不同，核桃木色的镜子凸出了一块，与墙面呈120度角，静静地反射着。“这么放，轮椅使用者就能更好地照镜子。”她边说边将镜子调整成垂直于地面的角度，“使用无障碍卫生间的人不只是轮椅使用者，可能是穿假肢的人，也可能是脑瘫患者，或者一些肢体不便的伙伴，这么设计，大家都能用。”
初次踏进这间卫生间时，张建雯就觉得新奇。“原来我也可以坐在轮椅上洗漱。”她向母亲陈立娜感慨。张建雯21岁，自小患脊髓性肌肉萎缩症，生活中的大部分活动需要借助轮椅。她的弟弟张恒达同样如此。
2024年夏天，为了圆孩子们看海的愿望，陈立娜带着一对坐轮椅的儿女前往青岛。向崔雅梦打听青岛无障碍设施的状况时，母女三人受邀住进了她的公寓，成为这里的第二批住客。
作为照护者，陈立娜同样有许多感慨，“我家老二还小，那个儿童专用的淋浴喷头特别方便。” 尽管两个孩子都使用轮椅，但陈立娜家里并未进行任何无障碍的改造，说起来她也有点惭愧，“闺女说，雅梦姐姐家设计成这样，我们家有两个坐轮椅的……装修的时候确实没考虑到。”在自己家里，因为洗手盆下没有容膝空间，张建雯和弟弟都是坐在马桶上洗漱的。
因为要照顾两个孩子的日常起居，陈立娜每天需要重复数次“弯腰—抱起—弯腰—放下”的动作。“早上先把孩子们从床上抱到轮椅上，上厕所时再抱到马桶上，穿好衣服后再抱回轮椅。”有时腰实在使不上力，“抱”就换成了背的姿势。但在青岛的那一周，她做这些动作的频率明显减少。
2024年春天，崔雅梦的公寓装修完后，很快就迎来了各地好友和过往认识的网友入住，迄今接待过28位住客。她将公寓的一层命名为“雅梦小家”，只向残障人士开放，她不收住客的钱，只要求住客跟她分享一些自己的故事。
一家本地新闻媒体报道了这件事后，“雅梦小家”开始受到更多人关注，也不断有人问崔雅梦：打造这样一个空间，要多少钱？
“非要算的线块。”每次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，崔雅梦总是笑，“真不用花太多钱。前提是我没做结构性的改造，要改造的话，成本可能会高一些。这些通用化的设计，不仅残障人士能用，老人和推婴儿车的人也能用。”
张恒达觉得青岛的无障碍设施比较完善，本地人对残障人士的态度也友好，希望以后在这里读大学（图：受访者提供）
除了自己的轮椅，李子萱这次还多带了一辆备用轮椅，携带不便，只能改打网约车。但她遇上一位暴脾气的司机，对方飙车，还违规载客。轮椅被放在后备箱，她行动受限，却不敢多说什么。
20岁的李子萱是一名手摇车运动员，每周都要往返于青岛和平度之间。大多数时候，李子萱更喜欢坐高铁，再换乘地铁通勤，这样“可以自主决定下一步往哪走”。打车则很不方便，因为肯定要麻烦司机，“如果对方不耐烦，不肯帮我拿轮椅，我也没办法。”
李子萱是“雅梦小家”的第28位访客，跟崔雅梦相识于一个“残障朋友交流群”。从崔雅梦的社会化媒体上看到公寓照片时，李子萱便十分好奇：对残障人士友好的居住空间究竟是怎样的。
自从8岁那年出车祸后，轮椅就成了李子萱的代步工具。“最开始经常是走到哪抬到哪。”许多人“对坐轮椅没概念”，有次她出行，一个孩子见她坐轮椅便说，“你都这么大了还坐车，胆小鬼。”她说自己不会走路，对方一脸惊诧地看着她，仿佛在说“不可能”。还有一次坐公交车，一位老妇问坐在轮椅上的她，“这么麻烦，为何需要出门？”
起初几年，她非常不适应，不愿走出家门，除了待在家里，就是去医院治疗并发症。但又不想与社会脱节，“只能靠时间自愈。”
她还记得大约八年前跟妈妈去过一次KTV，是妈妈抱着她才进入了包厢。她沮丧地问妈妈：“我出行好麻烦，何时可以不这么麻烦？”“以后我们尽量找一些没有楼梯的地方。”妈妈温柔地回答。
那时她还没有无障碍设施的概念。辍学四年后，她重返学校。初中班级在一楼，但要上四级台阶。老师号召班上四个男生将她连人带轮椅抬到教室内，一天四趟。没过三天，学生家长就找到学校投诉，于是她从北校区转学到了“有坡道的”南校区。
现在，坐在“雅梦小家”客厅中央的李子萱自觉已经是一个“成熟的”外出者。几个月前，李子萱和好友楠一同参加了一个残障人士训练营——几十个残障人士聚在一起，有刚车祸受伤的，也有坐了许久轮椅的，训练营的老师在课上教大家如何上下轮椅，如何穿衣、上床，以及整理东西。
“我四五年前就学会这些了。我跟楠从小就受伤了，如果我们不学会这些，要拖累家里好久的。”李子萱说。
市面上的轮椅尺寸不一，而现行的《无障碍设计规范》更多是依据医用轮椅的尺寸，因此标准未必符合每位轮友的需求（图：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王佳薇）
由于轮椅要托运，她先是换了机场轮椅，到了机舱门口后，又换到了机舱轮椅上。尽管两次更换轮椅让李子萱觉得有些麻烦，但旅行的新鲜感很快冲刷掉了这些不快。
这已经算顺利了。2024年，崔雅梦跟好友娜娜相约去西双版纳旅行，两人分别从青岛和武汉出发，等到崔雅梦抵达时，却发现娜娜被航空公司以“‘轮椅旅客’不可以独飞为由拒载”。
这样的经历不在少数。娜娜后来将事件经过发在社会化媒体上，好几个人说自己有过同样的遭遇。
虽然相关法规明确规定，机场等单位应具备残障人士出行的设施条件，并且残障人士也拥有和所有人一样的出行权益，不得区别对待。但在现实中，不乏“轮椅旅客”遭遇拒载，也会在乘机前被要求出具“适宜乘机”的证明，才能用机上轮椅服务。甚至，他们的轮椅在托运过程中也有一定可能会被损坏。
崔雅梦的两个残障朋友的轮椅就被摔坏过，航司开始说只赔偿200元，朋友向崔雅梦求助，后来才索赔成功。“按照《残疾人航空运输管理办法》（注：《办法》规定承运人不可以要求具备乘机条件的残疾人签署免责文件，放弃其对助残设备损坏或丢失进行索赔的权利，收运时已损坏的除外），肯定是要照价赔付的。”崔雅梦说。
就在不久前，中国民航局向航空公司、机场等相关单位下发《关于加强残疾人航空运输保障能力的若干措施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，其中不仅提到要“有效消除高度差”，确保行动不便的旅客能安全顺畅地登离飞机，还要求“强化安检人员培训，增强尊重残障人士的意识，提高对助残设备的识别能力，避免给残障旅客造成二次伤害或心理不适。”
前往新疆的一次旅行，李子萱大部分时间是在车上度过的。第一天抵达库尔勒已是深夜，她们包的车又接连跑了几个小时，才找到一家能看风景的酒店。酒店的无障碍设施简陋，她的轮椅在卫生间里“转不开”。因为没有可用的洗澡椅，她那天是铺了一条毛巾躺在地上洗完澡的。至于上厕所，“全靠臂力撑自己过去，我怀疑臂力差一点的人就要摔倒了。”
2019年，还在南京一家服务残障人士的旅游公司实习时，崔雅梦带过几次团，每次最头疼的就是找到真正“轮椅方便”的酒店。“我差不多看了30家，也不能说每个都不行，但就是没有非常符合需求的。”
她印象最深的是，一家声称配备无障碍设施的连锁酒店门口，坡道尽头却还有几级台阶，“那它的意义是什么呢？”——这段经历也成为“雅梦小家”想法萌生的契机之一。
为了顺利洗澡，崔雅梦的一个朋友每次出差都要提前寄一张洗澡椅到酒店——“但这已经属于条件好的。”更多时候，大家只能像李子萱那样，在地上铺一块毛巾或随身带一块防水的篷布，“虽然不鼓励这样，但总比不洗好吧。”
崔雅梦后来意识到，一些轮友更倾向于选宿，“因为民宿有方便轮椅通行的回转空间，卫生间也大多不会做干湿分离。”
这种不便实际上存在于残障人士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。每次出门前，李子萱习惯了要安排好一切——“我会打电话问商家有没有方便轮椅通行的无障碍坡道。”许多人听不懂“无障碍”是啥意思，她于是改口问，“有直梯吗？门口有台阶吗？”许多小店都没有，“也不可能要求商家因为我修一个坡道。”
有时候，设施完善并不意味着能用。李子萱有次在商场的负一层等电梯上楼，电梯一趟趟上来，都是满员，“负二层负三层都有人上”，剩下的空间不足以容纳一辆轮椅，也没人让出空间，她等了近两个小时。本来预留了充足的时间去高铁站，结果被耽搁下来，差点没赶上车。
陈立娜带孩子们出行时也经历过这种时刻，“并不是要求别人必须让着我们，大家都是平等的，明明都在排队，我们动作慢，有些行人就会从后面挤上去，我们就没办法上去。”
“其实行动不便的人都在忍。只是需求也分轻重缓急，有些能忍过去，有些忍不了。”崔雅梦说。
崔雅梦对无障碍设施的思考，始于奶奶去世那年。奶奶生前患糖尿病多年，由于多重并发症，四五年没走出过位于七层的老房子，“一个人连出去的自由都没有，生活品质能好到哪呢？”
崔雅梦毕业于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的特教专业，但在照护奶奶期间，她并未意识到无障碍设施与奶奶的关系。“只想着治病，赶紧出院。”病房厕所门框狭窄，轮椅推不进去，她只能架着奶奶洗漱、上厕所。
“所有人都认为，无障碍设施和服务是为某一特定人群准备的，可实际上，我们没办法保证自身永远都不可能受伤、不会衰老，也没办法保证家人不会变老。”奶奶去世那年，崔雅梦参加了一场海峡两岸学术交流会议。会上，一位台湾老师分享自己带着坐轮椅的父亲到家楼下的公园做“无障碍踏查”，令她触动很深。
她想做点什么。毕业后，她放弃了学校期刊编辑部的工作，加入了从小就很喜欢的廖智姐（一位在2008年汶川地震中失去双腿的舞者）和她丈夫查尔斯创立的假肢工作室。
除了为客户服务，工作室还会定期组织残健融合的聚会。在这些活动中，她认识了更多不同于大学时期接触的残障伙伴。他们生动、鲜活，有着更现实且琐碎的烦恼——水管突然爆掉时的崩溃、被临时通知搬家却无人帮忙的无助，还有够不着、长期积在那里的窗台灰。“那些我们可能觉得很小的事，他们遇到时，可能就是没办法。”
那几年，她开始萌生更多念头和行动。每次外出，遇到不合理的无障碍设计，她会不厌其烦地投诉；旅行时，她会记录下餐厅的无障碍设施情况，并分享在社交平台上——这些，都是一个普通人能为无障碍设施做的小事。
2022年年末，崔雅梦辞职回到青岛后，先是在一家罕见病组织工作，后加入自己从高中起就做义工的慈善组织，担任执行主任，同时着手设计和装修“雅梦小家”。
与四年前相比，崔雅梦更投入地做事，比如帮助身边的残障朋友维权、科普无障碍知识、邀请更多朋友到“雅梦小家”做客。最近，她正与一个企业基金会谈合作，希望在青岛做一个小范围的无障碍试点。
这些年，因为崔雅梦的努力，许多人开始有了无障碍的意识。不久前，她的义工朋友向她求助，希望在自己新开的饭店门口加装无障碍坡道。
崔雅梦的义工朋友开了一间饺子店，最近在她的帮助下安装了无障碍坡道（图：受访者提供）